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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百年演进路

2019-08-14 18:58:24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核心提示:在民主条件基本不具备的背景下,民主的先行者出于对民主价值和功能的强烈信念,无私无畏,流血牺牲,在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之后,终于在武昌起义取得关键性的成功,进而瓦解了清朝皇权统治。

如今, 民主 、 共和 沿袭于新中国的国体中,这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回应。辛亥革命开始后,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既伴随辛亥革命的起伏而涨落,又独立于辛亥革命有自身的轨迹。

记者: 民主 、 共和 是百年来中国人讲的最多的政治词汇,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它们的确切含义。究竟何为民主,何为共和?

黄建军: 民主 、 共和 两个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传统中国社会,既无民主也无共和。在19世纪它们刚被翻译引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往往把它们看成一回事。

出现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一则,在西方日常大众话语中, 民主 、 共和 本来就相差无几。例如,按《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注解, 民主 、 共和 所指代的都是一种以平等选举权为政治基础的代议制政体。二则, 民主 与 共和 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但 民主 、 共和 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民主解决的是权力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谁当家谁作主的问题;共和解决的是权力的价值选择问题,也就是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

与民主相对应的政体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在君主政体下,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最终权力都属于君主个人;在贵族政体下,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最终权力都属于少数贵族;而在民主政体下,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最终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其代表来间接治理国家,这种间接民主制就是代议制民主。

共和则强调权力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而不能仅仅为少数人或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国家权力乃是全社会的公器, 天下为公 是国家权力所应归依的价值目标。共和不仅强调权力的公共精神,还强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精神,以及对全社会共同的长远利益的追求。它反对狭隘的利益集团政治,反对无视全社会共同长远利益的政治派系斗争。

民主、共和均含浓厚的平等精神。民主与共和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民主强调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分享国家权力方面的平等,共和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在分享社会利益方面的平等。

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律看,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权力倾向于为少数人服务,则很难有真正的共和。当然,有了民主,也未必就能共和。在民主政治下,假如政治人物普遍缺乏共和精神,只为所属的利益集团服务,一味进行政治派系斗争,不追求全社会共同长远利益,那么这样的民主最终必然沦为分赃性、分裂性的政治,在社会公平和效率方面均会出现明显问题。

记者:辛亥革命前,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坚持 立宪 的宪政思想,但在是否实行 共和 的道路上出现分歧。请问, 宪政 与共和、宪政与民主之间是什么关系?

黄建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语境下,共和实际上就是民主,共和之争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废除君主,还政于民。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都主张立宪政治即宪政,但他们心目中各有各的宪政蓝图,可谓大相径庭。

改良派所主张的是当时类似日本模式的立宪君主制,在改良派的词典里,立宪政治(宪政)意味着宪法对皇权既保障又约束的政治;在革命派的词典里,它意味着彻底剥夺皇帝权力,在宪法的框架下,实行民主政治。

宪政概念传入中国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在清末民初、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最近十几年来曾三度红火。但宪政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也不稳定。对社会大众而言,宪政比民主、共和更陌生更遥远。

据我观察,当代中国学者对宪政的认识主要有两种:前一种类似民国宪法学者,强调宪政的法治内涵;后一种则是 套餐式 的宪政,即以民主为政治基础的、以法治为保障的、以保障人权为宗旨的政治体制,囊括了民主、法治、人权三要素。后一种认识在法学界更具普遍性。

一种健全的民主政治离不开宪政的保障和制约,至于宪政与共和的关系,我认为共和应当成为所有宪政的目标,宪政通过对民主的保障、制约,应着眼于实现共和,保障每个人依照宪法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和尊严。

记者:在皇权世袭的时代,皇权的合法性既向上讲 天命 ,也向下讲 民心 。在古典政治中, 以民为本 中的 民本 含义与三民主义中的 民权 是否相同?与现代政治中的 民主 是否相同?

黄建军:传统皇权主张仁政、德政,以民为本,爱民如子,这确实是中国古代皇权统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政治伦理对皇权构成一定程度的自律。但在古典政治中,民本政治有两个痼疾。

其一,民本政治是政治权利不平等的非民主政治,自上而下的 仁爱 与自下而上的 忠诚 相互匹配,但臣民却没有什么有效办法保证皇权对下的仁爱。其二,民本政治归根到底还是人治, 人存则政存,人亡则政亡 ,政治的善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偶然因素,而不是理性的制度创新所保障的可预期性。

孙中山先生认为,人类要改善国家社会的治理还得靠深思熟虑的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就是民权主义政治,其实质也就是民主政治。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统治。离开了民主政治,民本主义很难落到实处。

孙中山主张由人民享有并行使四大直接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人民以四大民权控制国家机器为民众服务。换言之,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是以民为本这种政治伦理的制度保障,只能人民亲自做了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器才可能真正以民众的幸福为归依。

记者: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严复已经大量翻译了卢梭等人的西方政治经典著作,向中国介绍了民主、人权等观念,但这种传播为何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

黄建军:在清朝末年,严复翻译了大量优秀的西学启蒙著作,为民主、人权、法治、自由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确实居功至伟,在少数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确实触动不大。

就严复本人而言,其在晚年时期疏离了自己曾经崇尚的西学,复归中国传统文化,反对革命共和,甚至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令人慨叹。试想,严复翻译的西学著作最终连他自己都没有根本触动,况论他人?

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很复杂很深刻的原因。首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其巨大惯性作用,积重难返。其次,生存压倒启蒙,当时贫弱的中国急需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开具权利支票。第三,整个社会文化知识水平低下。最后,民主人权问题本身相当复杂。1912年孙中山先生等人建立中华民国,号称 亚洲第一共和 ,起步并不算太晚。而世界人权观念则是在二战以后才快速发展起来。

问:知名学者蔡定剑曾经在回顾百年宪政史时说,辛亥革命的波折暴露出中国各阶层缺乏妥协精神。如果将民主的发展放到当时中国的国情中看,为什么民主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最终只能以暴力革命为有效手段?

黄建军:辛亥革命的宪政追求为什么没有成功?这是反复萦绕在蔡定剑心头的历史难题,他在《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的路》这篇论文中把全社会缺少妥协精神列为中国宪政失败的首要原因。由于缺乏妥协精神,各派政治力量陷入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之中,在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之后,民主依然遥不可及。

在民主条件基本不具备的背景下,民主的先行者出于对民主价值和功能的强烈信念,无私无畏,流血牺牲,在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之后,终于在武昌起义取得关键性的成功,进而瓦解了清朝皇权统治。但暴力推翻一个旧的专制政权并不意味着就能建设一个新的稳定的民主政权。

由于社会普遍不具有民主自治的经验、观念和能力,一旦旧的专制政权顷刻垮台,中国社会出现权力真空,各种地方势力立刻坐大,形成割据局面,并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而民主的先行者们则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军阀的镇压对象。事实证明,仅靠精英推动激进变革,跑步进入民主社会的想法过于乐观了。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妥协往往是个坏词。在政治斗争中,由于相互之间高度的不信任,不妥协成为各方的理性选择。对立的双方都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和对方的绝对错误。一个深信自己绝对正确的人怎么会容忍异己方的绝对错误呢?既然不能拯救对方于错误的泥潭之中,那只好将错误的一方打倒在地。

自我怀疑、宽容妥协、耐心沟通是民主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

记者:有学者认为,当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时,辛亥革命遭遇了低谷,但是此时民主观念传播却达到一个高潮。即使是军阀轮流执掌政权,其名义也仍然是维护共和,更不用说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五四运动。那么,辛亥革命对于民主观念的传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民主发展有哪些贡献,又留下什么遗憾?

黄建军:辛亥革命虽然未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但却使民主话语这一西方的舶来品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辛亥革命给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民主的话语几乎波及中国社会的所有角落,民主共和确实已经成为唯一正确的大众政治话语。

但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对民主观念传播的成功仍相当有限,真正懂得民主的人很少,懂得并信仰民主的人更少,懂得、信仰并愿意参与民主实践的人少之又少。坚定而内行的民主主义者仍然是中国社会的稀缺品。

即使是那些相信民主并愿意为之流血牺牲的人,民主与其说是他们审慎思考、利弊权衡后的理性认同,还不如说是单纯真诚的政治信仰。至于绝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仍习惯于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时挂在嘴边的可能是民主,但动手做事的方式还是非民主。

到五四运动爆发时,民主观念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再传播,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对民主热情未减,甚至更加激进。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渐渐不再满足旧的民主观念,越来越主张用更为激进和急迫的方式追逐更新民主观念,一种更加平民化的民主。

但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民主发展也留下不少遗憾。它既低估了发展民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高估了民主的预期效果。民主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其他因素没有大的改善,经济社会状况很难有大的改观。

此外,五四运动对法治文化的传播不够重视,对传统文化态度过于偏颇。民主政治必须以法治为保障,否则就蜕变为丛林政治。而中国的民主政治若要获得良性发展,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抛弃传统文化。

仁义礼智信 、 温良恭俭让 与现代民主政治本就有诸多相通相融之处。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本民族的信仰体系,必然人心散乱,社会失序,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民主之路必然更加艰辛、曲折、反复。

记者:从民主观念传播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以血和泪演绎的困顿为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和教训?

黄建军:历史的教训可归为四点:一是民主之用,在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非以保障公民个体权利为出发点。这种社会功效主义的民主观使中国民主发展一直带有急功近利的特征;二是富有 理想主义 ,对现实条件、形势和需要考虑不足;三是社会精英对于民主共和理念的态度很是急进,但是,欲速则不达,反复折腾又回到原点;四是,缺乏民主实践精神,说得多,做得少,民主仍停留在观念或话语层面上。

相对应的,吸取教训,我们当坚持民主长期发展的目标选择,兼顾平衡地传播民主、共和、法治观念,不仅强调主权在民,而且强调对民主政治规则的建设和奉行。

民主发展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开展民主演练和实践。具体的实践场合众多,不仅包括选举、人大活动,还包括各种代表会议、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社团活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甚至学生班集体活动。

此外,在强调民主权利观念的同时,也应强调民主义务观念、规则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协商沟通意识、妥协宽容精神的培育。最后,国家民主的良性发展需要官方和民间温和力量的友好协作,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民主发展必须以保障社会基本稳定为前提,既要积极,也要稳妥,在合适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推动,上下一心,渐进而行,这样民主发展代价才能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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